“探文物、观古今” 珍贵文物再现丝绸之路的繁华印记

如前所述，从类型上来说，禁止错误可以被区分为可避免的禁止错误和不可避免的禁止错误。

低强度审查模式强调审查的有限，高强度审查模式强调审查的有效，从基本理念到审查方式，两者都可谓南辕北辙。[40] 参见何海波：《行政诉讼法研究3.0》，《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3页。

所谓内容明确，至少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行政机关已经依法作出行政行为，确定了内容明确的给付义务。前引10，应松年主编书，第230页。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3项对履行判决作了如下规定：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其强调了履行判决应明确履行的期限，但未明确法院在判决中是否要明确法定职责的具体内容。行政诉讼法所设定的监督行政—纠纷解决的立法目的使两种审查模式同时处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之中，成为司法审查强度区间的两个端点。[23]由此可知，只有行政机关在作出实际给付之前没有优先判断或者裁量余地的前提下，法院才得以通过查明事实、适用法律，对给付义务加以明确，否则必须由行政机关通过行政行为予以确定。

首先，依法所依的规范性文件并未仅限于法律、法规、规章，也被扩展到行政规定。[58]合法性审查不再困守形式合法性，而是为司法实践中扩展到实质合法性保留了充分的弹性，也为低强度审查模式和高强度审查模式和谐共处留下了空间。根据各层级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职责，合理调整和设置机构，理顺权责关系。

生态治理要求地方政府将视角从环境保护向生态文明建设迁移，从具体的保护行为转向对高层次文明形态的追求。这是党政同责这一概念生态建设、环境保护领域被提出。客观生态环境的改变和主观认知的革新使人民对国家履行生态文明义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在宪法层次具有规范意义的生态文明条款以及包括《环境保护法》等部门法对生态文明建设、环境治理等问题均进行了规范，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有义务保证法律规范的执行。

一是民法典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的实现为具体的生态治理主体在实施治理行为中对基本权利进行限制提供了法体系的合宪性资源。明确生态环保并非严格法律保留事项，国务院亦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第二项就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制定行政法规、各部委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条制定行政规章[19]。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下，当代中国环境法治是在政党—国家—社会框架中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是以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履行和实现为核心任务的制度变迁过程[32]。生态文明建设是2018年宪法修改后加入的重要内容，强调国务院应在落实法律、依法行政的过程中，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宪定职责去积极落实。在机构改革后相关行政机关从环境保护部门向生态环境部门转型完成后，环境法所规定的环境质量责任无疑应当向生态环境质量责任转向，也必然为地方政府生态义务在宪法层面的显明与发展提供新的实践资源与制度回馈。法规范并非彼此无关的平行并存，其间有各种脉络关联。

2018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强调了：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落实党中央确定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任务，党委和政府要履行主体责任。未来，应当破除地方政府生态义务的宪法实施障碍，直面宪法生态条款与环境法的交互影响，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宏观范畴内促进宪法规范对地方生态义务的规范供给。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环境法从后果控制到风险预防的转型中，风险本身所具有的交互性、因果关系不确定性、风险的泛在性及危害后果不可逆转等特征[5]，相较于环境危害后果而言规制难度更大。包括《环境保护法》在内的环境单行法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责任的确定即是对宪法生态条款的具体实施，也为地方政府生态义务的明确提供了部门法资源。

从规范意义上来看，生态文明建设的范畴肯定是大于环境保护，而环境质量责任的体系对应对象应当是环境保护职权，则权责对应的罅隙即制约了地方政府履行职责，又模糊了地方政府承担生态责任的界限，不利于地方政府真正履行职责。在生态治理的范畴下，三类制度共同为解决生态问题，发展生态文明提供制度保障。

文章来源：《学习论坛》2020年第2期。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步骤，包括地方政府实施生态治理行为在内的生态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重要范畴。

这一客观情况对地方政府处理生态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国宪法文本上，此种风险的宪法根据不仅具有客观政策维度，还包括对国家机构及工作人员行为所要求的理性、审慎等主观要求维度，旨在防止国家活动自身成为风险源，如《宪法》第二十七条隐含此种风险预防的深意。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将林业修改为林业草原则体现了环境治理的体系性治理，由单一环境要素的保障发展到广泛的联动治理。以环境法角度观之，生态文明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领域的改革，是对《环境保护法》所确立的政府环境责任的完善与落实，也是有效促进我国环境法实施的有力措施[8]。行政机关落实国家根本任务的义务最为经常性地体现在具体行政行为上[12]。法律规范的义务特性在于依法律规范的内容，法律义务人在其良知内接受法律规范的机会[9]。

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三条人权条款是环境权宪法保障的权利根基，是环境权的国家保障义务的权利来源。高度抽象的国家根本任务其中 包含着清晰的价值诉求，具体规范的消极拘束力客观决定了国家机关负有不得违反国家根本任务的义务，而规范在本质上要求国家机关运用其职权采取积极行动对法效力予以贯彻。

因此从宪法与部门法关系上来看，环境法规范体系的发展将极大助力于地方生态文明保护义务的宪法效力实现。2015年，《城乡规划法》规定，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应当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资源、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

因此，宪法第三十三条所规定的国家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义务自然也应该适用于环境权。而环境治理是保证环境质量、实现自然资源高效利用的基础性手段，因此，环境治理与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和社会治理等共同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目标实现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义务的履行意味着对权力的行使，行使界限在于宪法规范及作为宪法规范具体化的部门法规范，对地方政府履职中所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事实上是让行为接受合宪性审查的考验， 其中，行政主体对义务的正当履行和对权力的合理行使是审查的重要标准，宪法层面的地方政府生态环境建设义务在此处得到了逆向证成。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来自于本地方能够参与民主选举的人民，地方政府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而一百零五条具体列举的地方政府职权在推进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语境下必然负有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职权。从党的领导实践考察，党的领导包括党的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党的组织嵌入和党政机构融合四个层面[22]。

2016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规范。2.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政府生态义务的横向授权 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

国家治理制度法制化的路径一般是：党和政府先是以党内法规和政策形式宣示、确认其治国理念、治国道路、治国路线、治国经验等，待这些党内法规和政策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进一步成熟后，再通过立法程序将其上升为法律，由宪法或法律加以确认、完善和定型[7]。《环境保护法》第六条:从宏观上为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广泛主体设定了环境保护义务，同时指向性的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定了本行政区域环境质量责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3.《宪法》第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的明确证成 我国《宪法》第九条和第二十六条是宪法中的核心环境保护条款，既有对规范手段的描述，也有对规范目的的描述，从消极的环境干预、积极的环境保护、环境基准的设定、环境教育、政府环境责任等几个方面对行政权进行了指向[16]。

2014年《环境保护法》确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的要求，其后颁布、修改的各环境保护要素法基本上将环境质量负责的理念全面贯彻到对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义务的规范之中。宪法规范有必要与环境法治的变化相对应，让宪法的规范效力应当延伸到生态治理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对宪法国家生态义务的诠释有利于生态目标的实现，在地方政府生态实践中发挥宪法效力应当着眼于宪法生态条款与环境法的交互，而在宪法双轨制实施的视角下理解生态治理中政策与法律之间关系则是治理效果最大化的基础。宪法层面地方政府生态义务的明确意味着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得到了从宪法授权到法律，再由法律授权至行政机关的法治确认。

在规范性质上，国家根本任务乃是我国宪法规范体系内部层次最高的公共利益规定，其与宪法总纲诸条款之间存在着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宪法生态文明条款的建构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与法律发展的作用结果，这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法秩序、法规范共同作用的结果。

同时，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相辅相成、殊途同归，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30]。当宪法规范可以被解释为具有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效能之时，应当推定该条款自然的对国家课以了相应的全面性义务，以政府为代表的治理主体需要履行由这一义务所转换出的责任，作为行政行为作出的重要主体的地方政府对具体行使国家权力进而从基础保证宪法规范的效力负有责任。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宪法与部门法间存在着交互影响：一方面宪法约束部门法秩序，而另一方面部门法也反作用于宪法[26]。